课间10分钟

小时候就爱涂涂画画，印象中第一次有故事的完整作品是小学一二年级时画的一幅《课间10分钟》。画早就没了，但记得里面人物众多，描绘的是课间休息的众生相，有写实的，有臆想的，比如，有跳皮筋的，有扔沙包的，有三五成群呆立不知干嘛的，当然还有最令人愤恨的围着老师问问题的。最奇葩的是这么一个端着冒着热气的杯子飞奔着给老师送水的。记得当时也不会画侧脸，所以这位马屁同学是没有鼻子的。现在我已经会画侧脸的鼻子了，却怎么也创造不出这样的人物了。

In Memory of Cherry Blossom 2015

金庸迷

今天我在电脑上试图敲“韦”字，先出来的6个选项都不是这个字，于是我打“韦小宝”，就出来了。

真的是歧视吗？

4月是华盛顿樱花盛开的时节，而对大部分美国高中毕业生来说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的时候。现在，有的已经接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有的在陆续接到拒信后需要不甘心地选择去差一点的学校。

在一个华人论坛上，最近有一个帖子引起热议，说一个极其优秀的华人孩子SAT满分、马拉松和击剑队队长、7个协会的主席、创立免费家教组织，还每周在敬老院做义工，这么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孩子却被大部分藤校所拒，虽然他有被一些一流公立学校录取，但很多华人认为同样的条件，如果肤色黑点，一定会被藤校哄抢。

我们先撇开肤色和歧视的问题不谈，来看看被藤校哄抢的是什么样的学生吧。弗吉尼亚著名的杰弗逊高中一个印度裔女孩今年被八所藤校全部录取。这个有着开朗笑容的女生一点不漂亮，胖胖的。跟上述华人孩子一样，她也拥有几乎满分的SAT成绩，所有13门AP课程全部是A。她创办了一个鼓励中学女生参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课程的全国性非营利组织。她还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通过分析一个人的说话模式来预测这个人是否患有帕金森症，准确率高达96%。她的父母是来自印度的工程师，她暑期参加有关机器人的课程，精通网页设计和游戏编程。她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创办那个名叫“ProjectCSGirls”的非营利组织，举办全美范围的电脑科技竞赛，旨在消除科技领域的性别差距。她在一篇大学申请文书中谈到，作为女性，她有兴趣从事电脑科技领域的工作，而这个行业长期以来一直由男性主导。她说，她希望鼓励这个领域的多样性。

纽约长岛一个黑人孩子今年也被八所藤校全部录取，他的父母来自尼日利亚，8岁时跟随父母来美。他在申请文书中谈到刚来美国时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文化。他说，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棵树，被连根拔起，移栽到一个新的地方，周围是陌生的环境和听不懂的语言，他觉得自己可能枯萎而死。但他看到父母辛勤工作，努力适应，这激励了他，让他勇敢去找陌生人交谈，无视别人的讥讽和侮辱。

华人经常不满高校给予黑人学生特殊照顾，抱怨华裔受到不公平待遇。看看这两个孩子的激情与真诚，但也许我们该反思一下华人家庭的教育理念是否忽视了一些东西。    

夜雨剪春韭 新炊烙合子

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

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

开着窗

室内和室外一个样

在屋里就能听见小鸟的叫声

不用穿外套

蹬上鞋就出门

听见冰淇淋车叮咚叮咚

并不怎么想吃

李健的《背影》

                                               （对不住帅哥，把你画的像赵忠祥）

在网上看到最近爆红的李健写的父母、家乡、亲情，一如他的歌，朴素，真诚，而又充满细腻的感情。他讲到因为一封家信让他打消退学的念头，只是为了保护父母的那份骄傲感。不仅令我想到同样是清华校园歌手出身的高晓松，不同家庭背景下长大的孩子对于家庭荣誉的责任感真是有天壤之别：

若不是因为最近搬家，无论如何我也想不起来这些来自上个世纪的家信。其实那是大约20年前我在大学读书时，家里写给我的信件。感觉它远得已有一个世纪那么长，长得让人有些恍惚，近乎不真实。可当我重新读起这些书信，从前的一切又逐渐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出生成长在哈尔滨，这是一个美好的城市，至今我也这样认为。这里的人们喜欢谈论生活，尤其喜欢谈论自己遥不可及的事情，甚至是高于生活的形而上的问题。尽管这不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但人们的幸福感很强。他们热衷于过节和聚会，记忆中，家家都是人口众多，每到节假日亲朋好友聚会连连，也让我从小就感到无处不在的亲情。

由于早年是殖民城市，人们一直延续着曾经的生活习惯，爱吃香肠、面包、喝啤酒，不停地装修装饰房屋。几年前，我第一次去俄罗斯的伊尔库兹克，看到的城市景象似曾相识，心想：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的哈尔滨吗?

哈尔滨人中有无数的文学和艺术爱好者，我想这跟景色优美以及天气寒冷有关。夏天的松花江畔，有很多人在画风景，那时我常常蹲在那些画家旁边观看。记得有一次，估计一个画家对我长时间蹲在他旁边感到不耐烦了，说，“小孩儿，你看得懂吗?” 我大声说了一句 “你画得不像!” 就赶紧跑开了。印象中他画得很好看，可就是跟眼前的景象对应不上。

江边也常常有戴着眼镜、若有所思地手里拿着书的人在走来走去，小时候我都把他们称作搞艺术的。后来我一度认为，一个人要是不戴眼镜就不会太有学问，我甚至在那段时期很羡慕班里的那些近视眼。

江边还有许多表演猴戏的，不知为什么那个年代会有那么多的猴子，而其中一个耍猴人竟也戴了一副眼镜，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到费解。

哈尔滨的冬天是真正的冬天，冰雪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寒冷，更多的是欢乐。以前的哈尔滨一年中有一半时间是冬天，那些描述冬天的所有词语，在这里都能一一找到。

冬天，在我的记忆里意味着脚踩在雪地里的嘎吱声和打雪仗冻红的双手;意味着即使是深夜也能看清的白茫茫的世界;意味着大街上不时看到滑倒的行人和此起彼伏的扫雪的声音;意味着松花江边那些惟妙惟肖如梦如幻的冰雕雪雕……

而哈尔滨给予我的，除了得天独厚的美好景色之外，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

我的父母亲都来自人口众多的家庭，他们结合在一起之后的家庭就更加庞大了。我记得一次我的太奶奶过生日，我数过，竟然有一百二十多个亲属，而这仅仅是来自我父亲的这一支。

亲属之间的走动很频繁，彼此了解，我想那时的人们都不太富有，没有什么存款，否则，每个人的家底也会互相了如指掌的。

受家庭影响，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很近，学生家长之间有时比亲属还熟悉。我不知现在的孩子们之间关系怎样，我们那时建立的同学感情很深，至今经久不衰。每次我回到哈尔滨，看望老同学和探望亲属一样，必不可少。高中毕业后前往北京读大学那天，去火车站送我的亲朋好友一大群人，现在看来一定会觉得夸张，可在当时，这是习以为常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傍晚，离别的愁绪和涌动的情谊让我心潮澎湃，也成为触发我写第一首歌的动机。

由于我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刚上大学时，很不适应一个人独立生活，总是不停地想家，而盼望家信，则成为我校园生活里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每天放学，就在传达室信件堆积如山的桌子上，寻找自己的名字。其实每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而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家信中，除了嘱咐我努力学习和注意身体外，就是告诉我别怕花钱。事实上，我从来不是一个在钱财上懂得计算的人，有时还愿意请客吃饭什么的，可每次自觉花钱多了的时候，也会深深自责。

那时候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大都差不多，不会太富裕，尤其是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抚养的过程像是在爬上坡路一样，多少还是有些费力。可是信中，母亲经常有意无意地透露，家里的经济状况很好，让我安心学习，而我也是竭力找出一些有可能让他们高兴的事情，甚至是自我描绘对未来的畅想。

1995年，我随学校艺术团去香港演出，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去香港相当于出国一样，看什么都很新奇。我在信中向父母描绘了香港的样子，还告诉母亲，其中的一所大学非常喜欢我，有可能以后去那里读研究生。母亲来信说，这个消息让全家兴奋了好几天，还说了将来学成归来要好好建设国家，将来也会赶上香港之类的话。当时我感觉这就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说的话，事实上，我的父母都不是党员，在政治上也毫无进取心，可不知为什么，却时常站在国家的立场讲一些话。到后来，也许是时代发展得太快，母亲慢慢对许多社会现象开始感到疑惑，如今她已经是一个佛教徒了，不知佛教能否开解她心中的疑惑，我从未问过她。

清华，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相当于一份很大的荣誉，而这份因我而得的家庭的荣誉让我觉得更有责任去守护它。这也是一个功课繁重的学校，尤其是我们电子系，更是以学习压力大著称。说实话，从小到大我的学习成绩比绝大多数人要好，但在强手如云的清华里，基本就没有任何优势了，那时我才发现，原来很多事情是靠天赋的，仅仅靠勤奋是不够的。

三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厌学，心中竟隐约闪现了退学的念头，整天都郁郁寡欢。记得有一天，我在宿舍里整理书信时，翻看了大一时家里的来信，那来自父母的满篇的喜悦与自豪还有信誓旦旦让当时的我羞愧难当，一时竟泪流满面。心想，我不能为难善良的父母，不能打消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刚刚建立的自信，更不能让我的家庭布满愁云。我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坚持到毕业，拿到学位。

回想起来，我应该感谢那些信件，感谢我的平凡而温暖的家庭，给了我最初的力量。事实证明，许多事情就是一念之差，许多结果也只有一步之遥。

有一封信现在看来很有意思，当时我在大学经常演出，也写歌作曲，母亲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业，信里写道：“你现在还是应该以学业为重，不要老想着当歌星之类的，那些都是梦，不现实。咱家人都是老百姓，你要学一门技术，毕业找个好工作，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父母不指望你能出名挣钱。”

其实那时我就是热爱音乐而已，在校园里比较活跃，也没有想过把音乐当作一个职业，因为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这样的职业离我们这样的家庭太遥远了，我不可能成为经常在电视里出现的人。她也深知，靠唱歌为生有多难，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名京剧演员，她看到了从事艺术工作所付出的代价。

小的时候，我一直跟随父亲上班，他们排戏的时候我就在京剧团的院子里四处闲逛，陪伴我的是花花草草和蝴蝶蜻蜓，以及大把的时间。每当父亲找我时，总会有人告诉他，刚刚还看见李健手里拿着馒头奔跑呢——不知为何，当时的我手里总拿着馒头，可能那个年代馒头也是孩子们的零食吧。

父亲是我见过的最老实善良的人，用当今的话说，就是完全无公害。

记忆里，关于他最初的印象是在一个初冬季节，我猜当时我也就三岁左右。我记得我站在床上，父亲边给我穿棉裤边说：“下雪了，冬天来了。” 我至今还记得自己看着窗外鹅毛大雪从天而降的情景，那也是我对雪的第一次记忆。但这次记忆中，完全没有关于寒冷的感受。

几年后的一个寒冬(其实哈尔滨的冬天都是寒冬)，我常常在夜半醒来，发现父亲在写东西(平时他经常读报纸，但基本不写什么)，有时还捂着胸口。我感到很奇怪。原来单位给许多演员都涨了工资，却没有父亲，据说是一个给领导送礼的人占了本属于父亲的名额，父亲在给上级部门写信投诉。由于心情不好，他的胃病犯了。我想，父亲在乎的不仅仅是几级工资的钱，还有一个演员对于职称的认可和艺术的尊重。那是我第一次感到他的忧郁，至今还能记得他的表情。

这件事后来结果怎么样我已经不记得了，他的忧郁何时消散的也忘记了。普通人的家庭就像漂浮在海上的小船，随时来的风雨都可以让它摇摇晃晃，而对于我来讲，更多感受的是小船里的温馨。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了市里面最好的高中，相当于中学里的清华。有一次父亲要随单位去俄罗斯演出，当天母亲让我去火车站送父亲，我感到有些意外。以前他出差时都是自己去车站，因为平时父亲的话不多，也从来不麻烦我为他做任何事情，后来才知道，父亲是想在同事面前小小地炫耀一下他的儿子。因为小时候那些叔叔阿姨都很喜欢我，如今多年不见，又考上了最好的高中，父亲特别想让他们见见我。我还记得当时他们夸奖我时，父亲流露出的满足的表情，那时我真正意识到他为我感到骄傲。而我也同时发现他有些老了，和从前的那个神采飞扬的武生父亲略有差别了。我的心隐隐地收紧了一下。

记忆中我的父亲在我面前只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有一年从北京放假回家时，我跟父亲说我给爷爷带了一件礼物，他告诉我爷爷去世了，我看到他流下了眼泪。还有一次是他得了癌症之后，要做手术，我和姐姐凑齐了钱去交费时，他感动得哭了，他说孩子们懂事了，给孩子们添麻烦了。这让本已焦虑的我心如刀割。

我把当时仅有的几万块钱全拿出来了，我意识到，有些时侯钱是多么重要。随后他的病情每况愈下，生命的最后阶段，我送他回哈尔滨。火车上，他已经很虚弱了，每次去洗手间都要我搀扶或者背着他，我一宿没怎么睡觉。记得当我背着他时，他说了句，原谅爸爸。那一瞬间，我强忍住了泪水。他太客气了，竟然对自己从小背到大的儿子客气，而我只是背了他几次而已。

父亲的后背曾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是童年的我常常在此睡觉的温暖天堂。我尽管看不到他的表情，可我知道那是我熟悉的表情，我深知这句简单的话里的含义，有内疚、有感激、有牵挂，更有不舍……当时我的歌唱事业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他一直担心我的生活。多年以后，我偶尔会想起这个场景，想起这句话，常常不能释然，就像落笔的此刻，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首歌叫《父亲》，里面写道: 你为我骄傲，我却未曾因你感到自豪，你如此宽厚，是我永远的惭愧。

去年我重新录制了这首歌，在最后加了一句：我终于明白在你离去的多年以后，我为你骄傲，当谈起你的时候……我知道了，我为他感到骄傲的，是他对生活的隐忍和对家庭的忠诚。

如今，我们三个孩子都生活北京，母亲如候鸟般往返于哈尔滨、北京和海南。她在孤独中寻找快乐，寻找能让她过下去的生活。人生终究是残酷的，母亲步入这样的年华后开始面临着更多的意外的告别，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中也陆续发生着生离死别，有时想想我真为她担心。

现在，每当我取得什么成绩时，她在高兴之余常常会说，要是你爸还活着该有多好。前些天，她在看我的电视节目，当我唱完一首歌，她一个人对着电视机激动得鼓起了掌，还连声喊道：好好好!

她把这些当作有趣的事情告诉了我，听后我也乐了，可随后心里却涌出一丝悲凉。是啊，要是父亲还活着该有多好，那鼓掌的就不是她一个人了，他们俩一定会热烈地讨论，我甚至可以想象他们谈话的内容。

只是，我想象不出父亲如果活到现在时的面容，在我的记忆里，他最后定格的样子远远年轻于现在的母亲了。